红军过草地之后，很快就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包座战役。

这场战役是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（军长许世友、政委王建安）和第30军（军长程世才、政委李先念）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包座进行的一场战役，此役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，共毙伤敌师长在内的4000余人、俘敌800余人，体现了红四方面军的强大战斗力，扫清了北上的障碍，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，使得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。

1935年8月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、右两路军，分别踏上北上的道路。其中，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，由中央红一方面军第1军（军长林彪、政委聂荣臻）、第3军（军长彭德怀、政委李富春）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、第30军组成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也随之一起行动。8月底，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辛，终于走出茫茫草地，到达班佑、巴西地区。但是，这支刚出草地的“疲惫之师”，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。距离班佑、巴西地区100多里的包座，位于若尔盖县东南部，分为上、下包座，群山环抱，地势险要，是北上通往甘南的必经之路。

由于地理位置特殊，国民党军早已经派出1个团的兵力在此驻守。守军利用上、下包座之间山高路险的地形，构筑了许多碉堡，囤积了大批粮食，形成了坚固的防御阵地。更为严峻的是，胡宗南获悉红军北进的消息后，又急调一个师（第49师）向包座增援，妄图将刚刚走出茫茫草地的红军堵在包座河一线，逼回被称为“死亡陷阱”的草地中去。此时，情况万分紧急，赶在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占领包座，打通北上的通路，成为摆在右路军面前最为紧迫的艰巨任务。

当时红1军在长征中减员太多，而且十分疲劳，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军还没有走出草地。为此，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：由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、第30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，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。

徐向前的战役决心是迅速攻取上下包座，然后集中兵力歼灭增援之敌：以红30军第89师264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，第88师和第89师的主力共4个团位于上包座西北的丛林中，准备歼灭前来增援的第49师；红4军第10师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，其他主力控制要道，待命出击；红1军作为预备队，位于班佑、巴西地区，并保卫党中央的安全。

8月29日，红30军第264团按照部署，开始向大戒寺进攻。30日夜间，敌49师增援部队到达大戒寺以南，为使他们全部进入红军伏击圈，第264团略作抵抗，撤到大戒寺东北。

31日，敌49师全部进入包座地区，用3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两岸进攻，企图将红军消灭在上、下包座之间。

此时敌人没有想到，红30军的主力正隐蔽集结在包座西北的高山密林中。下午3时，徐向前下令出击，埋伏在山林间的红88师和红89师的指战员，迅速插入到敌49师的3个团之间，将其分割成了3块，一直激战到晚上，敌49师大部被歼灭，除歼敌近5000人之外，红军还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、长短枪1500余支，以及红军急需的牦牛、骡马、粮食、弹药等军用物资，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。

作为包座战役的具体指挥者，徐向前功不可没。从战役进程中，可以领略徐向前围点打援、打歼灭战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，尤其是他采取诱敌深入、分割包围、各个歼灭的战术，使得红军能够速战速决。他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，着眼右路军的需要和实际，克服部队刚刚走出草地、来不及休整的困难，主动提出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放在前面打硬仗，体现了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意识和大局观念。

文章摘自：微信公众号 原作者：天下赛艇